1969年一号令，开国元帅等疏散离京。
1969年秋天，北京有了逃难的味道。街上没有炮火，旧家具铺却先乱了，大衣橱二十元，写字台十来元，弹簧床垫十二元。北京站挤，干部家属、机关人员、学校师生、剧团演员，一拨拨往外走。有人在日记里写，那不像出差，倒像逃难。命令不是从街头来的，是北边边境的枪声逼出来的。
1969年3月至8月，中苏边境接连发生冲突。3月4日，两报发表《打倒新沙皇！》，话锋硬得很。下半年，苏联私下试探美国等国，打听对中国核设施突然袭击的可能性。消息压下来，北京不能按老日子过。8月28日，经毛主席批准，中共中央要求边疆革委会和驻边部队做好反侵略战争准备，防武装挑衅，防突然袭击。
命令还要求停武斗，解散跨行业群众组织，恢复生产和工作，不许冲击解放军。外头防战争，里头捋乱麻。
9月到12月，疏散成了城市的大事。北京中央机关、学校、文艺单位和家属被安排外迁。文化部系统、文联、作协去湖北咸宁，其他协会去沙城。北大、北师大、中国科技大学、中央广播学院、中央民族学院、北京农业大学，也被分批迁往汉中、江西、合肥、望都、潜江、涿县、甘泉等地。黑河军政机关往内地挪，吉林市准备把三分之一人口疏散到农村。人走，文件也走，重要档案和珍贵装箱运往三线，像把国家神经藏进山沟。
10月14日的通知，让北京高层一冷。中央要求在京党政军主要领导人和部分老同志，10月20日前完成疏散。中央机关转入北京郊区地下指挥部，周恩来留京，毛主席去武汉，副主席到苏州。毛主席当天离京。看着是战时部署，细看又不止如此。谁能带夫人，谁被看管，谁住宾馆，谁被押送，分寸都在名单里。
10月17日，首都体育馆灯火通明。那晚有体操、排球、篮球、乒乓球表演，观众近两万人。董必武、朱德、陈云、陈毅、叶剑英、王震等人被通知务必出席。外头掌声阵阵，休息室里却沉得很。周恩来宣布疏散决定，交代去处，嘱咐带夫人同行，原住处保留。门外是晚会，门内是离京。
另一类通知更冷。10月15日，汪东兴派人告诉曾志，陶铸要去安徽合肥，是否随行自己决定。陶铸沉默许久，劝妻子别去。10月17日，汪东兴又到福禄居，通知刘少奇的卫士，说中央决定把刘少奇转到开封休息。卫士进屋传话，他一言不发。护士用蘸紫药水的棉签写在纸上，他扭过头，不看。那一下，很重。
老同志大多被安排在京广线及附近。董必武、朱德、李富春等去广州，张闻天去肇庆，陈云、王震、邓小平去南昌，陈毅去石家庄，徐向前和刘少奇去开封，聂荣臻去邯郸，刘伯承、叶剑英、谭震林、陶铸、王稼祥也各有去处。彭真、彭德怀、罗瑞卿、陆定一、刘澜涛等仍留在北京原囚禁地。毛主席说过，万一打起来，要找这些人时还离不了他们。这话像保护，也像备用。
规矩很硬。离京前，家中文件清理上缴；到了外地，绝密文件不再发；要参加当地工厂、农村斗批改；不能随便接触别的老同志；没有中央批准，不准回北京。何长工去江西峡江，胡耀邦去河南潢川，谷牧去四川。宋任穷、陈再道、钟汉华、秦基伟等也被紧急安排外出。秦基伟后来回忆，深夜来人逐个谈话，第二天必须走，还不准互相打听去处。火车上，对面躺着监视的人，夜里稍动一下，对方就翻身查看。
到了外地，日子也分层。朱德、董必武、李富春等住在广州从化温泉宾馆，活动范围划了线。邓小平在南昌郊区住下，到附近工厂上半天班，住处有人看守。他后来写信说，除去工厂外，自己和卓琳没有外出，也没有同旧熟人来往。张闻天化名“张普”，住肇庆军分区宿舍，不能打电话，散步也要警卫陪着。秦基伟等六人被送到湖南汉寿西湖农场，家信进出都要审。
1970年春，在职中央领导人陆续返京，毛主席4月27日回到北京。朱德等7月奉调返京，朱德主持全国人大讨论宪法。叶剑英为九届二中全会回京，徐向前1971年4月回来，秦基伟等六人到1973年4月才离开农场。陈毅1970年10月21日回京，诊断为结肠癌。邓小平多次写信汇报思想，1973年1月获准回京。谭震林在1972年12月26日连写两封信，次年年初也回到北京。
有人等到了车票，有人没等到。
1969年11月12日，刘少奇离京第26天，在开封因急性肺炎去世。11月30日，陶铸离京第43天，在合肥因癌症去世。徐海东带氧气袋去郑州，1970年2月患肺炎，3月25日病逝。张闻天多次请求回京，1975年6月9日获准迁居无锡，1976年7月1日因心脏病猝发离世。
北京站的箱笼声、体育馆休息室里的名单、农场里被拆开的家信，就这么留在1969年的秋风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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